作者：MD
出品：明亮公司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的资本市场表现活跃，但这种活跃并不限于二级市场——巴菲特的“带货”让日经指数不断走高——创业投资市场，也正在经历“拐点时刻”，而这背后有多重驱动因素——包括日本政府层面的推动、大企业的入场以及日本海外资本的关注。本期BrightTalk，「明亮公司」对话了创立于日本的风投基金Asu Capital Partners的两位创始合伙人，他们分享了对于日本创业投资市场的观察，以及对日本数字化加速带来新投资机会的思考。Asu Capital Partners是日本第一家专注于“Japan to Global”的风投基金，由夏目英男和李路成于今年创立， “使命是从种子轮开始支持日本的创业公司视野布局全球，致力于创造日本第一家超级独角兽”。创始合伙人夏目英男从5岁起在北京生活了19年，2020年加入日本及东南亚的早期基金East Ventures，从事日本的投资以及海外募资工作。夏目英男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路成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大学毕业后加入日本最大的互联网人力资源及媒体科技公司Recruit负责数字营销业务，在2020年1月加入Z venture capital，从事投资以及被投企业的海外拓展工作。据介绍，作为一家日本本土的种子轮风投基金，Asu Capital Partners建立起了日本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者网络优势，并在向海外积极输出日本创投信息的同时，对日本国内提供海外创投的洞察、资金、网络以及人才。“我们将实践的思考去证明，在接下来的十年日本将终止失去的三十年，成为亚洲的下一个创投中心。”Asu Capital Partners 对「明亮公司」表示。而对于中国企业决策者和投资人来说，“应该重视日本是一个因为被低估而拥有双向时光机的社会”。李路成为Asu Capital Partners创始合伙人夏目英男为Asu Capital Partners创始合伙人明亮公司：距离上次在上海见面有一段时间了，近期中国国内关于日本的资本市场关注很多，在早起投资市场你们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变化？李路成： 不久前我们参加了IVS（Infinity Venture Summit），IVS是日本每年面向创业者最核心的三项最大的活动之一，通常每年到场的人数在1000人上下，而今年这次活动有超过一万人来到日本参加！这次活动除了日本VC创投圈的人之外，还包括海外顶级的投资机构。我们之前会说，日本的创投圈是一个“小村子”，每次村里聚会，村长是谁、村支书是谁，大家都非常清楚。但这次出现了许多新面孔，除了投资人和创业者之外还有大公司的投资负责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场里有不同的分区实际上投资人和创始人的对接效率是比较高的。在IVS上，夏目参加了一场圆桌分享（注：圆桌主题《中国的创始人和投资人如何看待日本市场的机会》）也吸引了日本和海外的投资人来听，在这个时间点中国可以做些什么。以上是比较宏观的感受。另外一些微观的感受。首先，大家对于今年的期待、投入程度是去年不能相比的。举个例子，其实IVS最核心的内容不只是白天的分享环节，而是晚上一些公司组织的定向邀请的社交活动。除了像 Oasys 这样的 Web3 公链项目，Web2VC 也组织了针对电商，Fintech ，社交娱乐的 meetup。投资人创业者们的 KPI 是见了多少人，去了多少活动，覆盖了多少圈层，我们的一个投资人颇为得意的给我们秀了一下他换的名片数量大概有三百张（他一张一张地回顾了之后做好了 follow-up）去年的 IVS已经有了热度，但是今年尤其可以感觉到大家卯足了劲儿在开拓。夏目英男：我本身也是去年和路成参加过IVS，我觉得最大的缘由还是，类似于2014年左右中国国内的“双创”一样，日本现在也从政府层面去大力推动创新创业政策，例如在去年年底所发布的“初创五年计划”（Startup 5 Year Plan），日本的政府的高层也会出席这样的活动，这较往年是非常大的改变。另外，今年明显发现，参会者不只是创投圈内人来参加，更多像住友商事、三菱地所、三井不动产这样的传统的日本大企业也派人来参加，而且派出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他们董事会的成员，来和我们年轻一代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来交流，在活动中非常积极地换名片，想要“搞创新”，这在之前是不能想象的。明亮公司：刚才提到的海外的投资人、投资机构，你们感觉他们在关注什么方向？或者对什么类型的公司感兴趣？李路成：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海外的资金还没有实际地大规模的进入日本，处于兴趣非常高但仍未出手的状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观察到对日本感兴趣的投资人大概分两种：第一类基金，他们可能已经观察日本的很久了。而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洞察到了日本的变化，开始浅尝 Late stage 的公司，但是他们同样也开始对早期的项目开始感兴趣。这样的基金通常本身已经在其他国家有所成功，但是希望在日本分散风险，寻找新的阿尔法。第二种基金，是由于日本的本土基金向外积极PR，海外投资人有机会更早了解日本的变化，最终到日本市场来投资。日本有一家风投基金，他们拿到了像Founders’Fund的投资。第二种基金本身通常和日本的基金管理人已经有了既有的联系，又或者是基金内部有懂日本文化/懂日语的投资人。明亮公司： 从项目层面，两位是否也可以补充下大家在日本寻找哪些项目比较集中？夏目英男：从阶段上来看，基本上海外基金都在看日本偏成长阶段的一些项目，像我们这样的本土基金才会专注去看日本种子轮到早期的一些项目。我觉得，种子轮到早期阶段的投资需要非常本土化的工作，去挖掘一些潜在的创业者，而且需要在日本本土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可能海外的基金还是主要在看成长轮的机会。从投资方向而言的话：第一类投资方向，是类似于IP或内容文化产业类的相关的公司。比如日本前段时间有两家公司上市，都是做虚拟偶像（VTuber）的公司，一家叫ANYCOLOR(5032.TYO)，另一家叫COVER（カバー株式会社, 5253.TYO）。其实现在在看日本市场的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基本上都会了解这两家企业的存在，他们也知道日本的内容产业是能走出去、有机会出海的，所以他们也在积极地去寻找这些机会。第二类方向，我觉得更多是像Deeptech、机器人相关的公司，换言之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够发挥日本的在这些领域技术优势的一些公司，比如机器人领域中物流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另一方面就是IoT（物联网），比如基础设施的检测设备等。这些公司在日本能够发挥国家以及产业优势，并且向外输出。明亮公司： 感觉海外基金还是在寻找日本公司的优势与全球性趋势、机会的结合点，你们看到的中国的基金，在日本选择投资的方向有什么特点？李路成： 从中国的基金角度来讲，我理解很多中国基金是站在中国的优势产业、中日产业对比的基础上，来认知日本市场的。我们也和很多中国一二级投资人交流过，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我想讲一下相同的地方。首先，我们需要寻找日本在一个长期被低估被看空的背景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具有真正的优势或者他们还没看到的、在水下的（公司）？从这一角度出发，就会发现日本有非常多的Vertical Dominator（垂直领域领导者），很多日本公司可能在一些大家没注意的领域拥有全球90%、甚至更多的市场份额，也就是“隐形冠军”，比如以高性能变速箱为代表做专门针对专业级自行车零件的SHIMANO（シマノ）他们的全球份额即占了 80%。中国的投资人基于对硬科技、生产制造的理解，就想要在日本去找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日本制造”的机会。而相反中国投资人则不会选择投资日本互联网公司。一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过去的表现过于优异，二是中国投资人不相信在日本可以像中国这么“卷”，总结来说，中国投资人乐于见到日本人拿出他们的传统强势产业去“旧活新整”。夏目英男： 我可能有两点需要补充的。首先，我感觉对于中国的投资人来说，日本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市场，尤其是对于初创（Startup）领域。因为在过去10-20年间，日本的整个初创生态圈发展的是较慢的，而这一两年才开始加快，促使有大量的中国投资人关注。与此同时，我认为大多数中国投资人在了解一个新兴市场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看一些有中国背景、或者创始人是中国人的项目。目前而言，虽然是非官方统计，现在在日本大概有一百万的华人群体，换句话说，现在日本人口大概有1%已经是华人了，从供给角度来看，这群人也成为了初创公司的新生力量。这对于中国投资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好的迹象。第二点是，前几年大部分中国的投资人都在看东南亚市场，寻找Copy From China的模式，但发现东南亚市场只能够靠人口红利效应带来规模化，但却很难赚钱，所以大家都在寻找现在下一个有增长潜力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非常容易提高营收和销量的消费市场，所以投资人也开始关注日本的机会。但中国的投资人在关注日本市场的时候，实际上需要一个思维转换——拿之前在中国或东南亚依靠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在日本并不适用，而是需要关注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赚钱的项目。日本创投的2023年，与韩国创投的2013有更多共通点明亮公司： 好的，第二部分我们想从Asu Capital Partners的最新的进展开始，路成可以先分享一下？李路成： 我们基金近期的变化，首先就是希望将日本的投资机会，更简单、更高效地传达给外国的投资人；第二就是我们对于日本投资的方向和逻辑有了更多深的思考。先谈第一个。之前我们在国内上海、北京和一些机构交流之后就去了韩国。交流里横向对比了中国、东南亚、韩国等市场，我们确信在日本投出好项目是完全有可能的。韩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对象。在韩国出差的过程当中知道了韩国和日本在一级市场的投资金额，每年差不多大概都是在80亿美元左右，但韩国大概目前有22家所谓的独角兽公司，而日本目前只有12家，为什么有这样的差距，我们也做了一些总结。第一，是韩国政府对于Startup的支持，包括给中小企业厅（MSS）给到基金的LP投资，TIPS（Tech Innovation Program for Startups）这一半政府项目给合作的风险投资所推荐的公司提供大量的补助金，政策的扶植让传统环境中的创业者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这让韩国的创投参与者就变得活跃起来。第二，在韩国的创投市场中，海外的投资人的投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我们访谈了一家基金，叫Altos Ventures，是三个在美韩国人成立的风投基金，他们1996年在美国硅谷开始做投资，但并没有做得太成功。2013年事情出现了转机，他们艰难的说服了投资人后回到了韩国，做了一个专门投资韩国的基金（Korean Opportunity Fund），而这只基金90%的投资人都是来自海外。投出的知名项目包括Coupang(CPNG.US)、Woowa brothers，Toss获得了将近 20 倍的回报。这些案例给外国投资人对于韩国市场的看法上带来了很大的激励，让他们觉得虽然韩国在移动互联网是后发的，但达到了先至的结果。结合韩国的经验，我们发现日本当下也具备同样的条件。政策层面，日本政府对于日本的创投创新出台了一项5年投资10 兆日元（约合 720 亿美金）的计划。市场层面，他们还推动日本的很多大企业作为利益相关方，加入到这个圈层里来。这样一来，日本的风投基金和创业的生态圈就从一个小的、初级的状态（“村子”），变成了一个流动性更强、更透明的一个系统。条件满足了人只要一动起来，实现韩国风投基金“后发先至”的效果。明亮公司： 也就是说，日本的2023就是韩国的2013，可以这样理解？李路成： 我们最开始觉得日本的2023很像中国的2013、2014年，后来发现和韩国的2013有更多的共通点。明亮公司： 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2013年实际上处在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的早期阶段，实际上是有时代的红利，但目前留给日本的风投基金或者创业者的时代机会是什么呢？李路成：的确，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很多新服务、新场景、新内容的出现时中国抓到了红利。而日本是在社会变化上非常慢的一个国家，大家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在 2016 年就到达了93%，而日本在 2021 年才第一次超过 90%到达 92%。所以日本实际上会用很长的时间去接受变化，但是突然在某一天会爆发出来结果。以日本的移动支付软件PayPay为例,2018年成立，在今年就达到5700万左右的用户，日本有1.26亿的人口，手机用户大概在一亿上下，5700万用户这一比例也就意味着线下的场景基本上都会被移动支付覆盖了，这其实和我很多中国朋友对于日本印象中“不用移动支付”的认知是有差别的。以此类推在日本很多类似的垂直领域，都会有云端化、软件化的趋势。虽然之前B端用户不想改变、而C端用户对新事物接受得比较慢导致 Starup 无法演进，但是一旦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转变得非常快；社会共识形成之后，就会有一个大的机会演进出来。我们感觉到在新冠疫情之后，日本用户思维有比较大的转变——大家接受了在家工作、更喜欢使用云端的产品，也会用一些便利的软件工具管理自己的生活，而当大家都有了想用智能手机提供新的服务的欲望时，新的投资机会就出现了。明亮公司：英男，你怎么看日本消费习惯转变的过程的？夏目英男：之前有一位美国UCSD的教授认为，日本是对创新接受比较慢的一个国家，一旦某一习惯形成，会一直停留在这一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慢”就是一个坏的节奏。她也指出，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虽然迅速，但在其背后都有无数个失败的案例。而日本在过去几十年发展当中，作为一个人口在缓慢减少的国家，已经发展出来了一套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并且通过每一个世代在适应社会的进展和改变的过程，而不是盲目的在做出改变。创新与改革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日本成功的在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同时，循循渐进，跨越了经济停滞的鸿沟。之前在技术模式上的发展也是比较缓慢的，直到疫情这样巨大的外部冲击，才能够推动日本社会的改变——包括消费习惯和思维模式上的改变，而大家一旦形成了习惯，就很难回到过去了。明亮公司： 从你们的投资策略上来看，是否会基于这一些变化而做一些安排？夏目英男：我个人认为，目前疫情给日本带来的数字化变革，还没有真正到达顶点，现在仍处在一个类似于Early Adaptor（早期用户渗透）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潜力出现独角兽的市场，比如企业服务的各个垂直领域，还有包括电商——日本的线上零售渗透率只有8.78%左右，而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37%，韩国也在35%左右。另外，ANYCOLOR这样的虚拟偶像公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日本的创新公司也是有机会出海的。而从消费品的角度，日本的产品有着很好的质量口碑，具备竞争优势。但是，站在更大的视角来看，高度发达的AGI可能让更多产品的边界变得模糊、质量也很难形成大的差异性。因此，包括文化、软实力、叙事（Narrative）可能会是真正给产品带来差异化的因素——我们也始终在讲一家初创公司为什么要做一款产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叙事、故事——这对于日本公司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明亮公司： 刚才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AGI可能会让产品边界“变得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可能就是形成差异化的核心元素，而文化作为壁垒有很难被攻破，因为形成的时间很长。路成你有什么补充吗？李路成：结合我们之前的讨论，其实我们发现，日本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于人的欲望有很多本质层面的思考，这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在消费品、还是在互联网服务领域的细分领域，都有很多探索。而我们发现日本这一代的年轻消费者的思维也出现了变化，总结为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探索消费，一个是新时代年轻人（消费习惯变化）。关于探索性消费，在大家对于经济增长预期比较差的情况下，大家对于产品的功能性都有很强的调查习惯，就是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件东西”，但长时间来看人都会对这样做感到疲惫，所以这件事情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一旦碰到了喜欢的东西，消费者会为此支付非常多的溢价。这种情况可能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但在日本出现的特点是，消费者对于表面的产品美感以及形而上的产品背后的故事有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产品做得不够精美，而且背后故事的逻辑不够自然、顺畅的话，会立刻被消费者舍弃掉。而对于投资逻辑，我们自己Mapping了一下，大概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刚才提到的文化相关的属性，具有在不同领域的可延展性；二是日本的消费品，有天然的品牌优势，不论是日本还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用户愿意为此支付溢价；第三是互联网产品领域，通过新的互联网产品给替换过去的APP，正如上面提到的，新用户对于用新产品的欲望是非常强的；第四偏“硬”一些，去投资类似于机器人、IoT等等硬科技领域，以提升社会的效率。总体而言，日本的投资机会是比较综合的，其实B端、C端，软件、硬件很多东西都可以投。回到 AGI 的产品界限模糊的问题，首先大前提是确实产品的试错成本变低了，但这不代表产品它本身更好做了，日本投资核心的要点就是寻找那个难以短期大规模复制的价值点。明亮公司： 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是想讨论，因为我们在看到。日本的变化就是，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时光机的逻辑，一个是日本在新技术领域的变化更慢，可以向东亚其他国家来学习，实现“后发优势”，但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又是一个更早到达“新消费世代”的社会，走在了韩国、中国的前面，而最近在中国对这种社会阶段的讨论很多，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站在投资人的视角，对于中国的公司和投资人有哪些启示？李路成：的确，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内部讨论的时候，也谈到过“双向时光机理论”的，意指在日本的创业语境里，大家只看到了日本落后的点但是很多长处没有被充分挖掘，而一点对手懈怠了就是自己攻守转换的时间点。所以目前日本一直在“拿来”外国的创投经验学习，但是中国公司应该重视日本是一个因为被低估而拥有双向时光机的社会。举例，日本经济由于长期处在低增速之中，日本用户对于风险的敏感程度较高，且日本用户对自己的“生存意义”的理解以及审美偏好、对文化的理解都有着相对更多的追求。就会对比发现，中国的用户的整体生活，相比于过去的生活有一个整体的跃迁，但是欲望和追求的颗粒度仍然是有些粗线条的。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点是，对于垂直领域需求的打磨，或者对于小的需求的关注，是可以发现新机会的。过去十年，中国所有的创业可能最关注的事情是规模、营收，效率，这几件事是三位一体的——大家可能会想要在短期内达到快速的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一旦高增长出现停滞，需要重新发现“量”之外，“质”的重要性。是不是可以让营收更多来自于消费者客单价的提升而非消费者数量的增加？那可能更深入的理解就是，在垂直消费圈层中，帮助消费者解决的问题可能不是来自于一个点，而是两三个点一起解决；不仅是简单完成生活的一个场景，而是完成生活的两三个场景的衔接和需求。夏目英男：日本它还是一个单一的消费市场，虽然每个地域都有一些地域文化上的不同，但本质上它的消费习惯以及消费层级不会像中国一样具有多样性。而中国的北上广深到每一个下沉市场，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消费习惯以及不同的消费层级、消费理念，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投资更应该关注公司如何从日本这样的单一的消费市场上可持续性盈利。明亮公司： 看起来中国应用和日本应用在解决需求时的不同方式。中国应用倾向于采用“打透场景”的策略，而日本则是将多个场景合并成一个应用来提供更完整的体验。然而，在日本的情况中，根据你之前的讨论，似乎这种单一场景的深度解决方案并不像在中国那样突出重要。这是为什么？日本的情况是，大部分场景已经有很优秀的公司耕耘多年。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你要一个产品去代替过去的旧产品，更需要的是给用户带来十倍到百倍的效用，用户才会真的去换一个新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连接多个产品和场景变得更有意义，因为用户需要被帮助理解新的场景、并解决自己的痛点。这种既要又要的需求非常 普遍，比如的一款社交游戏“恋庭”，它即是日本低风险社交的一种典范，给不想冒风险的年轻人提供了想谈恋爱先一起在网络游戏里种菜，合适了再显示交往的选择。目前已经突破了一百万的下载。明亮公司：关于AI领域，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具体的观察？比如什么样的项目、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应用场景之类的。李路成：AI 概念在日本很火，但是 AI 创业在日本还没那么火。比如，Sam Altman会经常来日本带货带起一波又一波新闻。ChatGPT在日本的用户渗透率也很高，其他的像 Stable Diffusion的应用也有很大的日本用户基盘。但从项目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日本的AI项目还非常少。我们发现日本目前的项目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比如软银、NTT和CyberAgent等公司，它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团队，也会考虑是否要做一个ChatGPT等外国公司竞争的大型模型。第二种模式更多地将现有的AI应用植入日本当前的生活场景中。一个比较火的例子是在日本的类似微信的LINE上做的一个叫做“AI对话君”（AIチャットくん）的聊天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调用了GPT的API，在日本突然获得了约200万用户。从用户端的反应来来看，大家非常接受将AI应用到熟悉的场景中，与此同时在 IVS 中有许多同类型的创业公司。但日式 AI他们可能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很有可能被其他应用简单地替代，二是可能无法很好地盈利，相比于他国至少他们还需要迭代几个周期。明亮公司： 国内的几个巨头拥有足够的资源积累算力以及用用更好的数据储备，但我觉得和日本相似的是，具体场景中有很多新的应用，但这些应用可能天花板可能并不高，在流行一段时间后，然后大家会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大家都在寻找根本性的突破，但目前似乎没有明显的共识。夏目英男：现在大家都在谈论AI的概念。与当年互联网的情况不同的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又一个“模型”在诞生，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互联网大厂的人拥有数据，所以在这一个新的趋势当中这些互联网法场可能会再次胜出。不过，日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正如路成所说，日本的初创会将重心放在垂直领域中，尝试调用ChatGPT的API来做一些应用APP，来解决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人口的短缺。在和中国的美元基金交流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他们觉得国内很难做出新的增量，因为中国国内可以说是“产能过剩”的状态，而日本相反是常年处于“产能缺乏”的状态，但却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费市场。在产能极度缺乏的情况下，“AI+”可能比当年互联网应用更能提高日本社会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Sam Altman非常重视日本市场，而日本政府也非常愿意邀请更多的AI工程师、企业来日本发展。包括最近，日本经济新闻也报道说中国的AI工程师也在积极的加入日本的AI初创公司。虽然这可能并不算是市场机会，但确实存在这样的趋势。明亮公司：日本在AI领域的创业者多吗？特别是中国的AI工程师？夏目英男：越来越多。我觉得现在数量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是整个日本市场的开放，为中国和在日本创业的华人创业者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现在日本的人口中大约有1%是华人，所以这些创业者不仅仅是在日本市场上工作，而且还为在日本的华人群体提供服务，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尽管目前他们可能只是一些中小企业在为在日华人服务，但这也说明日本的华人数量已经足够撑起形成一个市场。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中国创业者选择日本作为第二个或第三个去发展的国家，而且从另一些方面来看，日本的生活质量和市场机会，再加上近几年日元一直在贬值的事实，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创业者会选择在日本尝试创业。明亮公司： 之前也有中国的创业者在和我们交流时提及，中国企业在日本寻找供应链。实际上，这是上一个阶段的事情。现在的趋势是在日本创业，以日本作为种子市场，然后从这个种子市场发展，再扩展到海外——去东南亚、欧美甚至是回到国内。夏目英男： 这个描述非常准确。实际上在我们募资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也就是“中国的产能，日本的故事，全球的市场”。我觉得这非常符合当前的情况，因为正如刚才我们讨论的，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与80多家风投基金交流，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产能是否过剩。而过去的增长故事在全球市场上不再那么受追捧，大家都需要一个思维转换，并且寻找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谈到在AI的发展中，产品之间的质量会呈现出一种趋同的模式。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可能更偏好具有叙事性和文化故事的产品。中国富裕的产能如何在日本进行品牌、产品的打造，就像你所说的，种子市场可能种在日本，然后让它在发芽的过程中发展到海外市场。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下一个趋势之一。夏目英男： 目前我们的基金状况是这样的，前几个月我们主要是在海外寻找资金。我们主要的想法是将日本与全球其他国际市场接轨、进行交流，并从日本创造下一代的超级独角兽。因此，我们主要是希望与海外投资人进行交流，寻找一些有兴趣参与到日本市场投资的海外投资人参与。近期的话，我们正在积极拓展与日本的LP，积极进行募资当中。我们预计在年底左右会有一个First Closing。明亮公司：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实际上有这样的感受，虽然可能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就是美元基金在中国募资变得困难了，但这部分美元资金肯定不会消失，肯定会寻找新的市场。我注意到一些基金开始考虑像日本或印度这样的市场，寻找当地的风投基金合作伙伴。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有类似的感受，是否有明显的变化？夏目英男：不仅是海外风投，我们还看到一些主权基金和机构投资者都在关注日本市场。因此，他们异口同声地提到，原先在中国的一些资金可能会流向东北亚的其他国家，比如日本或韩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目前可以说是韩国。我们需要积极与我们的LP沟通，解释为什么在当前环境下应该投资日本。确实，因为韩国市场在早期阶段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韩国市场目前也出现了饱和的状态，市场的机会相较日本而言可能回少一些。目前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国际化程度。目前，日本国内近九成的投资人只会说日语，不会说其他外语，但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可以使用中、日、英三国语言，在日本市场可能留给我们的海外机会就相比之下会大一点。明亮公司：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二级市场对一级市场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在不久前日经指数创下了新高。李路成： 目前二级市场的火热对一级市场目前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海外资金投入的方向主要是跟随巴菲特的投资策略，流向一些规模较大、传统的产业，比如日本的商社/银行业/制造业但这些资金并没有被投资到我们所说的高科技高成长领域。从这一点来看，二级资本市场对日本成长领域的评价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明亮公司：最后有一个问题，关于社会发展的部分，之前我们讨论了老龄化和银发经济，我想问的是家庭结构方面的问题，你们是否观察到对中国有启示？因为我看到很多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小，而日本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家庭通常只有一个或两个人，这方面有什么机会？夏目英男：其实日本同样在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今年一月份，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异次元的少子化对策”这一项政府的核心政策，表明从2023年到2030年的7年是留给日本最后可以逆转少子化的时间，而就在上个月政府也发布了其中的具体内容，包括提高儿童补贴、撤销收入限制、将儿童补贴的对象从“截止初中毕业”扩大到“截止高中毕业”、普及选择性三休日（周末+1）、儿童的出生费用纳入保险范围等方案。从这一点而言，两国都在从政策的角度，试图逆转少子化的趋势，但从机会而言的话，近期日本初创参与到医疗、养老、继续教育（包括职业发展）的较多，例如今年IVS Pitch Contest，LAUNCHPAD的冠军叫aba，它们开发带有排泄物检测系统的床垫，通过气味去判定使用者是否有排泄。随着人口老龄化，日本这一类的初创以及产品的数量会逐渐增多，并且这些产品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在解决全球的共同课题，也就是老龄化，所以在今后几年我们也很有可能看到这一类初创尝试出海，将产品销售到其他国家，我们其中的重点关注领域也是在这里。另外的话，从教育行业的角度而言，因为少子化导致的情况就是更多的资源和资本会集中在少数的孩子当中（Six Pocket，父母和双方祖父母的资本会集中在一个孩子上），所以市场上可能会出现更多高额的教育或相关产品，但这也只是个别案例，具体还是需要看每个行业的动态。夏目英男：在我们之前参加的IVS的圆桌会议中，有中国投资人问我在投资日本市场时是否有建议或应该了解的经验。我们发现中国投资人更倾向于自己开拓新兴市场、去寻找投资项目，而不是进入当地圈子，与本土的基金合作寻找项目。在日本，我们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我认为日本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即文化壁垒和语言壁垒。正因有这两个壁垒的存在，日本也能够保护自己的本土产业发展，但也导致了国际化程度的低下以及成长速度相较其他国家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可能听起来有点偏袒我们自己的基金——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团队能够快速跨越这些壁垒。我们也希望向外界发出更多关于日本市场的信号，让海外投资者更多地了解日本，并与日本投资者合作，投资于新兴市场资产。因此，我也在此希望建议中国投资人能够积极地和日本的投资人交流，去了解日本的本土创投市场。| 更多讨论，欢迎扫码添加下方微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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