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居财经 许淑敏 曾树佳
制表/许淑敏 曾树佳 李奕和 靳文雨
“怎么办?”这是李维最近与朋友聊天中,最常说的一句话。他是一家地产公司的营销人员,这几个月薪资连降,已让他丧失了职业安全感。
这与几年前的光景,迥然不同。
2016年,李维进入一家处于上升期的民营企业,起初为一线销售,后转岗为平台销管。随后几年,他顺风顺水,由基层变成区域销管副总监。较高的薪资收入,支撑他迅速在苏州置业。
但三年前,地产行业直线下滑,公司不断缩小规模,降职降薪、年终奖缩水、佣金变为零,拿到手的,基本只有基本工资,这瞬间让背着房贷的他,压力骤增。
后来,为了拓宽收入空间,李维又兼职渠道人员,骑着电动车满大街找客户,但仍收效甚微。现在他的心态是“骑驴找马”,先在目前的公司里将就,同时物色、等待是否有更好的跳槽机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降本增效”“开源节流”等词汇,几乎挂在了每家房企的嘴边。李维的遭遇,实是行业节衣缩食的缩影。
据乐居财经统计,去年56家港股房企的员工成本,下降了8.21%;51家A股房企的员工薪酬指标,下降了16.17%。综合来看,这107家房企的员工总薪酬,下降了164亿,降幅达到11%。
运筹帷幄的房企高管,也难逃总体被降薪的际遇,87家上市房企CEO、董事长的薪酬,由6.88亿减至3.68亿元,大幅缩水了近一半。
但在总体趋势下,仍存在分化。
拥有国资背景的国央企,相对来说要从容一点,而出险房企对员工薪酬的压降,更为明显一些。而没有负债压力的部分中小房企,则似乎少了几分节省开支的紧迫感,他们有的甚至还玩起了跨界。
57位CEO降薪
“地产行业已经到了黑铁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出价能力,只为了金钱激励的人不适合在黑铁时代的行业中工作。”
2022年伊始,郁亮在年会上所说的这句话,似乎为地产行业全年的缩编、降薪、裁员等动作做了铺垫。
尤其是以往手持高薪的地产高管们,成为降薪的首要对象。这两年,最先响应房企降薪号召的一批人,也正是高管们。
乐居财经统计了87家上市房企CEO的薪酬,2022年,87位CEO总薪酬达到3.68亿元,较2021年的6.88亿元,大幅缩水近一半。其中,57位房企CEO薪资下降,仅有26位CEO薪酬上涨,另有4位CEO薪酬保持不变。
具体来看,房企高管薪资下降为主基调,占比逾六成,跌幅在0.5%-95%不等,大部分高管薪资跌幅超过20%。
而薪资降幅超过50%的共有十位,像是宋都股份总裁俞建午、建业地产原首席执行官王俊、融创中国行政总裁汪孟德、中国金茂公司主席李从瑞等人,都是从千万级别的年薪降至百万级别。
减少的薪资部分,大多是业绩奖金。比如李从瑞,2021年年薪收入共1162.7万元,涵盖了业绩奖金527.2万元、特别奖金181.7万元。但去年,李从瑞的年薪共363.6万元,包括薪金、津贴及实物利益303.7万元,以股权结算的股票期权开支46.9万元,以及退休金计划供款13万元,并无奖金部分。
另一边,去年仍有近三成的房企CEO实现薪酬上涨。不过,整体来看,上涨幅度较大的几位高管,包括郁亮、上实城市开发总裁唐钧、三巽集团行政总裁安娟等,是因为2021年薪资基数较低。
郁亮去年薪资涨幅达到154.36%,全年收入393.9万元。实际是由于2021年,郁亮自愿放弃年度奖金,实际年度即时现金薪酬(税前)154.7万元。回顾2019年、2020年,郁亮税前薪酬都在1200万元以上。
高管薪资水平,往往是衡量企业发展、业绩增长水平最为直观的指标之一。
回顾2018年、2019年,正值地产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房企销售规模大涨,收入大增,员工薪资也随之增长,而高管薪资更是翻倍上涨。
当时的高管薪酬排行榜,逾八成的房企高管薪酬上涨,过亿年薪不是稀奇事,千万年薪的地产高管也只能排到九十多名。
如今房企经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业绩起色不大,甚至不少房企去年实现巨额亏损。在这种背景下,地产高管动辄上亿的年薪已经不复存在,薪资渐渐回归正常水平。
2022年,过千万年薪的地产CEO仅有六位,超过500万年薪的CEO也只有11位,大部分CEO的薪资水平在100万-500万之间,甚至有十几名CEO的薪资在100万以下。
其中,龙湖集团原首席执行官邵明晓年薪最高,达到5208.6万元,而嘉华国际董事会主席次之,去年薪酬收入1875.96万元,另外董事总经理吕志和、嘉里建设行政总裁郭孔华、路劲行政总裁方兆良、美的置业主席、总裁郝恒乐等,薪酬也超1500万元。
而年薪较低的地产高管包括SOHO中国原行政总裁潘张欣、西王置业行政总裁王金涛、天房发展董事长郭维成以及金辉控股行政总裁林定强,去年年薪均不足40万。而年薪较低的原因,不乏企业规模较小、业绩亏损、个人离任等。
像是天房发展去年合同销售金额仅为14.64亿元,而西王置业2022营收不足5000万元、归属母公司净亏损733万元。另外,潘张欣自去年9月就已辞去SOHO中国行政总裁职务。
刮骨疗伤
去年中旬,已有某房企总裁级别的管理层全部被停薪的消息传出来,其余员工按照不同级别进行降薪操作,比如公司置业顾问等岗位人员降薪15%、公司内部部门负责人等岗位员工降薪25%等。
诸如此类的动作其实各家房企陆续都有执行。特别是出险房企,亟需补充运营资金,而降低员工成本、高管薪资是节流最快见效的办法。
从表格看,大多数出险房企高管的薪资处于下降的水平,除了蓝光发展董事长杨武正、阳光城执行总裁徐国宏、中梁控股联席执行总裁何剑、禹洲集团创始人林龙安等4人薪酬有所上涨以外,其余高管薪酬降幅从0-77%不等。
甚至建业地产原首席执行官王俊、融创中国行政总裁汪孟德、金科股份董事长周达等人的薪资降幅均超过50%,汪孟德更是从原来的年薪2893.3万元降至765.2万元。
王俊则是自去年初便已经离开建业地产,因此去年年薪仅为242.9万元。2021年,王俊上任建业地产CEO的时候,约定年薪为500万港元(约合410万元),获得2700万购股权。
但杨明耀接任建业地产CEO之时,年薪仅为200万元,获330万份购股权。对比上一任,薪资直接腰斩。
这与建业地产的经营状况相关。去年,建业地产陷入流动性危机,董事长胡葆森调整经营战略,并开始提及,行业正在从资本红利向管理红利转变,公司要刀刃向内,刮骨疗伤。
融创也同样,去年薪酬最高的5名高管人员中,有三位为董事会成员,总薪酬为4630.1万元,较2021年缩水了72.18%。就连董事局主席孙宏斌一年工资仅拿24万元,而上年度薪酬为699.3万元,如今大幅缩水96.57%。
这是大部分出险房企的常态,公司经营亏损,仍有负债压力,薪资腰斩也不可避免。
甚至连央国企背景的地产高管,也躲不过降薪的趋势。乐居财经统计发现,除了越秀地产董事长林昭远、华发股份总裁陈茵去年薪资有所上涨以外,多数央国企地产高管的薪资或多或少有所缩水。
其中,缩水较多的包括李从瑞、格力地产总裁林强以及大悦城总经理曹荣根,薪酬分别同比减少68.73%、63.71%、50.9%。
不过,总体看起来,央国企地产高管的薪资仍处于较高水平,半数的高管薪资在500万以上。
不管行业如何变化,具备央国企背景的房企,韧性总是更足一些。
降薪中的分化
身处行业寒冬,各方主体不约而同地省吃俭用,其中被砍得最明显的一项数字,便是员工薪酬。即便不少房企对减员降薪的消息,多有辟谣,但外界总能从年报中窥见一些端倪。
2022年,56家港股房企的员工成本,总计为891.8亿元,同比2021年的971.6亿元,降低了8.21%。
在港股报表里,所谓的员工成本,即包含薪金、工资或其他福利,以及向界定供款计划的供款。它的升降,直接体现的是员工薪酬水平的涨跌。
别看整体8.21%的员工成本降幅并不大,在几十家样本房企里,实际上呈现出的是分化现状,有的房企的员工成本,增幅达到近三成,有的则是下跌了超六成,简直是天壤之别。
建发国际去年的员工成本为36亿,27%的增幅为房企之最。与之对应的,是其2022年员工人数猛增了5865人,涨幅高达42.72%。
建发去年在各地土拍市场的存在感很强,全年新增项目数量48个,新增货值约1474亿元,引人关注。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杭州、厦门、等一二线城市。项目多了,员工成本自然有所上升。
除了建发,万科204亿的员工成本,也同比上升了19.25%。看起来,行业老大哥在2021年郁亮带头降薪之后,去年的员工薪酬已有所恢复。
瑞安建业、合生创展、绿城中国、九龙仓置业、中国金茂、保利置业、越秀地产等,员工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他们大多背靠国资,或为港企,都不会为流动性而发愁。
不过,并非所有央企的员工成本均有所上升,中海发展去年的雇员福利开支,便下降了约20%至21.93亿元。这家向来注重利润的央企,这样的变化并不足为怪。
员工成本下滑幅度较大的,大部分为有流动性压力的主体。禹洲、中梁、佳兆业、富力、时代中国、建业地产等超过25家房企,他们的员工成本降幅,均超过了15%。
其中降幅超过30%的有12家,三巽集团、融信中国甚至超过60%。这两家房企,去年都有“撤离大虹桥”的传闻。
比如三巽,其“半数员工搬离虹桥总部”的消息,曾不胫而走。后来三巽的相关人士,称公司是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对部分部门进行调整,主要是基于提升运营效率、赋能一线的目的。反映在年报里的是,它的员工成本,从1.92亿降至0.76亿。
翻开A股房企的一页页年报,总体也处处透露着“降薪”的迹象。
乐居财经从51家A股房企中,查阅了他们去年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里的薪酬指标,发现其中只有14家企业的员工薪酬,同比2021年有所增长,其余37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总体算下来,这51家样本房企的薪酬,下降了16.17%。
这其中,各家房企亦有差别。卧龙地产、世荣兆业、京能置业等,其总薪酬的涨幅,均超过了20%。而他们身后的栖霞建设、渝开发等,也均获得了一定的涨幅。
这些中小型房企,没有过多的债务压身,负面舆论也很少指向他们,因此似乎也没有节省开支的紧迫感。卧龙地产甚至在去年新增了贸易板块,又新设新能源材料公司,大有跨界的想法。
招商蛇口、首开股份、大悦城的员工薪酬,分别为19.08亿元、8.41亿元、13.02亿元,获得了6.15%、4.85%、1.94%的增幅。拥有国资背景的他们,也有规模上的需求。
步伐尚属稳当的新城控股,员工薪酬从37.32亿增至40.09亿,增幅为6.15%。这家商住双轮驱动的民企,去年也做过人员架构上的变阵。
刚从流动性危机里“上岸”的华夏幸福,其员工薪酬从约31亿降为18亿,降幅超过40%。向轻资产服务商转型的它,显然还在节省开支,以求真正度过难关。
薪酬下跌的行列里,满是披着星号、戴着ST帽子的地产商。由于连续亏损,或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他们被赋予退市警示,保住上市地位已是最紧迫的任务,减少费用开支难以避免。
ST世茂、ST美置、ST阳光城、*ST宋都、*ST蓝光,去年员工薪酬降幅最低为-22.17%,最高达到-68.31%。
蓝光发展走上退市之路,挽回难度较大。而如宋都股份,也在4月底,第三次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与前两次一样,它给出的理由为,预计2022年度财务报告将被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文中“李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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