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疫情爆发已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微博话题#广州疫情防控、#广州海珠区疫情防控，合计阅读量将近20亿。

来源：微博话题

翻开网友讨论内容可以发现，绝大部分与“城中村”密切相比，包括城中村居民的“疫下生活”、城中村的发展历史、城中村生活空间情况，以及城中村不断增加的封控区域。

其中，城中村的生活环境是热议最多的一个，这些片区恶劣的环境导致确诊病例居高不下，握手楼、常年不见阳光等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

一时间，城中村确诊病例数量瞬间爆发，且外溢扩散到周边区域，让“城中村”成为众矢之地，也是被市民“痛恨”的对象。

放眼全国来看，不止是广州在防疫上苦恼于城中村，包括西安、上海、深圳都面临过相同的问题。

比如，西安爆发的疫情中，城中村防疫是其重点工作场所，多达10万人密集在10个城中村里。

上海爆发的疫情中，城中村再次成为防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其中，仅一个9千余人的城中村里，确诊病例超过了1200例，确诊比例十分惊人，达到了约13.33%。

来源：上海乐居

而在今年7月，深圳爆发的疫情同样如此。几乎每次一、二线城市集中爆发疫情，“城中村”都是确诊病例的高发地，且是防疫工作的痛点。

在这种形势下，城中村改造显得愈加迫切。在下一年的政府重点工作中，“城中村治理与改造”是否会写入报告中，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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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与痛恨

一直以来，城中村是大部分外来人口在一二线城市打拼的“港湾”。

翻阅社交网站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提到过许多自身与“城中村”的经历，比如有近10万外来人口的广州天河石牌村，曾经专门创建过故事专栏，用来记录“广漂们”在广州打拼的故事。故事里有温暖、离别、不甘、悲伤，不过更多的是温暖和希望。

从石牌村走出去的，还有为人熟悉的网易创始人丁磊和五条人乐队。

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村，也是许多“深漂”落脚深圳的第一站。歌手陈楚生没有成名之前，也是蜗居在这条城中村的出租房里。尽管成名之后、搬往了北京，但每次回到深圳，都会重返白石洲村。

城中村凭借着廉价房租、基础生活物资配套齐全、“烟火味浓重”等特征，成为大部分客旅他乡的选择。

之前，不少各个城市都公开住房现状数据，都在说明“城中村”是租房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深圳约有65%的常住人口租房，又有约76%的租客住在“城中村”。市场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租房人数达1800万人，全市住房约1068万套，其中城中村占深圳住房面积的54%。

广州市来穗局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广州来穗人口数量为996.45万；其中，城中村的外来人口为495万，占全市来穗人口的50%，占全市人口的35%。

东莞在2021年“两会”时公布了一份住房数据。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846.45万人，户籍人口为251.06万人，城中村租赁住房共约42.9万套（栋），出租房间520.9万间，占东莞租赁住房的81.56%，可居住700多万人。

上海的情况也基本相似，尽管没有一份整体数据，但从各个城中村现状亦能说明一二，比如龙珠苑外来人口超过万人、是户籍人口约三倍，嘉定太平村外来人口超过3千人、是户籍人口近两倍等。

诚然，没有爆发新冠疫情之前，城中村低廉生活成本、特有烟火气、温暖人情，成为一众外乡打拼人士的“偏爱”。但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城中村恶劣的环境则是防疫工作中最遭痛恨的存在。

这些城中村的环境大体相同，基础设施配套不健全、村民随意搭建私房、房屋质量不安全、周边环境脏乱差、流动人口众多、综合管理相对薄弱、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空气流通弱。

特别病毒传染性在增强，城中村自然各个城市成为防疫中最大“隐雷”，一旦失控，将迅速传播、感染，并大规模爆发。

实际情况也验证了这个事实。

西安疫情中，1月4日新增确诊274例，涉及到39个城中村，出现了东凹里村、沙井村、南小张村等城中村多个聚集性暴发点，其中潘家庄村确诊病例达100例。

上海疫情中，浦东新区城中村成为了高发地，多达72个城中村，涉及到23.3万人，是防疫的重点和难点。

深圳疫情中，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南山白石洲村、福田上沙塘晏村等城中村。

本轮广州爆发的疫情同样如此，根据广州卫健委11月8日公布的数据，近三天，海珠区新增感染人数占全市约94%，其中凤阳街康鹭片区和赤岗街客村、大塘片区的感染人数占全区84%，是本次疫情的集中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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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迫切性加剧

而在集中疫情爆发时，不同城市却呈现出不同的喜与悲。

比如，西安网友觉得有所“庆幸”，因为过去几年时间里，西安加快了开展城中村改造工作。假设没有推进旧改工作，疫情将更严峻、防疫工作也更艰难。

其中，在2019年10月，西安印发了《关于办好第十四届全运会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实施意见》，全面启动西安“三改一通一落地”工作。其中，“三改”涉及到2000多个老旧小区、64个城中村（棚改区）、599条背街小巷。

上海相对幸运的是，尽管集中爆发在城中村，然而在居住人口体量相对较小，一个城中村外来人口普遍是几千人。对于防疫工作来说，比深圳、广州动辄几万外来人口来说，难度相对较小。

人口规模越大，需要的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越多，对于管控能力要求也越高。

其中，广州大部分城中村外来人口规模，可以说在全国是前列的存在。比如，白云三元里村容纳了近10万人口、瑞宝村外来人口超过4万人、石牌村外来人口超过9万人。

广州康乐、鹭江村

广州城中村外来人口规模庞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城中村的房屋被改造为生产场所。恰恰因为这一点，在广州旧改“大开大合”时期，这些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中成效。

关于海珠城中村现状，可以回顾：海珠旧改的难点与转折点

不过，这些城市经历集中爆发疫情，基本选择了加快推进城中村的治理和改造。这也足以说明城中村改造的迫切性。

其中，上海浦东新区表示，今年6月初，疫情稳定后，浦东新区马上启动城中村改造，力争通过项目征收带动一批、综合整治改造一批、管理优化提升一批，切实解决城中村管理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西安在今年5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2年将加快推进策城市更新行动，积极稳妥推进6个城中村改造提升；同时，探索社区“大片区治理”模式，持续深化“邻里格”构架，推进“智慧社区”项目建设。

上海、西安等城市加快城中村治理和改造进度的原因很简单，租户担心再次出现疫情、被封控，而选择搬离城中村，甚至是返乡不再回来。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目前，这些城中村存在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居住现状，是否符合目前“二十大”提出：提高人民居住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住有所居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一旦爆发疫情，人口高度密集和高度流动性，能否可以有效、快速实现防控。

疫情之后，城中村治理和改造迫切性加剧了。

而人口更加密集且产业深深扎根的广州城中村，改造比深圳、上海、西安还要更加迫切。